本报记者陈晶晶北京报道
近日，网络互助行业两大巨头“水滴互助”“轻松互助”宣布彻底关停互助计划。
市场上也流传着“受政策影响，网络互助平台关停潮来袭”的说法。不过，业内人士认为网络互助平台的关停与政策、监管关系不大，主要还是考虑今年经营难度加大，以及是否能够持续运营等问题。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早在2020年9月9日、2021年1月31日，已有百度“灯火互助”“美团互助”宣布退出。
事实上，近两年来，曾有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多次提出将网络互助纳入监管框架之内的建议，银保监会打非局也明确未来要把网络互助平台纳入监管，实现持牌经营和合法经营。
未来，网络互助行业何去何从？
两巨头关停
3月26日晚间，“水滴互助”平台运营商北京水滴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滴公司”）发布公告称，平台运营的互助计划均将于2021年3月31日18点正式终止。在此之前，不幸确诊大病的会员，自首次诊断之日起180天内可以继续向平台发起申请，若符合原互助条件，将由平台提供合理赔付。
本报记者注意到，就在水滴互助宣布关停的前两天，轻松互助曾公开宣布，平台互助计划于2021年3月24日18点正式关停。根据轻松互助官方声明，关停互助计划后，对于关停前符合互助条件的会员，将核定合理的互助金额进行最后一次均摊，此次均摊后的用户余额将退款至用户的微信钱包（7个工作日内），同时所有会员健康服务权益继续保留。对于在2021年3月31日前不幸确诊大病，并在此之前提交救助申请的会员，轻松互助将继续提供合理的互助金进行妥善救助。
水滴公司方面也给出了会员处置解决方案，对于会员账户内的余额，平台将在5日内发起退款，会员可通过原杉德畅刷渠道查询退款详情。同时，即将通过保险对会员进行保障，并由“水滴互助”平台承担保险费用，为用户投保一年期的健康险（水滴健康保）。
对于两大巨头相继退出的原因，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监管层并没有下发要求互助平台强制清退的文件，不过，出于考虑后续上市过程中由于合规和政策风险，影响计划正常开展，因此，为了排除不确定性因素和未来更长远、稳健的发展，所以决定关停。”
“我们是响应国家政策，进行的合规调整。”轻松互助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合规的健康险和轻松健康会员服务的形式，为用户提供更好的健康保障。
两家平台的退出，对网络互助行业是否有影响？
“众托帮”互助平台创始人龙格对本报记者称，不会受关停影响，将会继续运营下去。
接近“壁虎互助”“e互助”“康爱公社”的人士同样告诉记者，平台不受影响。
“相互宝”相关负责人也公开对媒体表示，其他互助平台的关停，对该平台不会有影响。
根据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数据，截至2020年5月底，中国已有3.3亿人加入网络互助平台，累计互助金规模约92.39亿元，受救助人数超过7万人。
“持续性”风险加大
尽管对于已停运的“水滴互助”“轻松互助”“美团互助”而言，已经毫无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何提升用户数量显然成为网络互助平台新的“焦虑”。
以目前第一大互助平台“相互宝”为例，记者查询公开数据发现，早在2019年11月，互助计划参与分摊会员人数突破了1亿大关，但是在2020年11月第一期达到10580万人之后，突然开始掉头向下，每月参与分摊人数环比出现负增长。
截至记者发稿，“相互宝”最新参与分摊会员人数已降至9463.49万人，比2020年12月底的10219.65万人，减少了756.16万人。
此外，“水滴互助”在关停之前会员分摊人数维持在1300万人左右，较之前顶峰时期的4300多万人减少了70%。相似的用户退出也同样发生在“美团互助”身上，高峰时期一度达到3400万人用户规模的“美团互助”，关停时用户规模也已下降至1500万人。
北京工商大学保险专业副主任宋占军曾公开撰文表示：“2020年一方面没有头部互联网平台型企业进入网络互助市场，另一方面百度等互助平台陆续退出网络互助市场。头部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在用户群体方面各有侧重，在现有互助平台用户挖掘已接近上限的情况下，没有新的头部平台进入，并投放巨额资源开拓网络互助市场，网络互助行业已经难以进行大幅扩张。同时，传统互联网人口红利挖掘殆尽，网络互助行业的技术门槛成为中低收入人群尤其是老年人群获取网络互助的极大障碍。无论是智能手机、信用分还是网络互助频繁的扣费交易，网络互助行业看似较低的门槛对于中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村老年群体来说是极高的技术门槛。此外，网络互助行业在控制群体健康风险、杉德畅刷风险与扩大参保范围方面存在矛盾，新的互联网人群挖掘已十分困难。”
需要注意的是，一边是参与分摊会员数量的急剧下降，另一边则是不断增长的分摊金额以及越来越多需要救助的会员，网络互助的可持续性难言乐观。
以“相互宝”为例，2021年2月，相互宝会员两期共计分摊11.22元，相比2018年的0.03元已上涨372%。此外，2019年相互宝会员全年救助16528人，而2020年救助人数却上升至68675人，同比增长315%。
平安杉德畅刷杉德畅刷科技团队研报显示：“参与人数增长进入了平台期后，每期人均分摊金额由3元逐步增至5元，相互宝大病互助计划参与分摊人数自2020年9月起逐步下滑，12月第二期仅9716万人，连续两期主动退出100万人以上。而大病计划人均赔款约16万元，预计39岁以上发病人群占比约70%（39岁以上参与者占比仅40%）。根据条款，已获得互助金的成员将自动退出计划，人均分摊金额增长或加速健康人群的退出，导致逆选择风险进一步增加，形成恶性循环。”
“网络互助所产生的‘劣币驱逐良币’问题，主要因为参与人群大幅下降＋赔付案件数量上升将引起赔付能力不足，进而影响平台的持续经营；平台参与人数下降，极大地增加了从自有互助平台向保险业务的引流难度，营利模式将难以为继。”天风杉德畅刷研报分析称。
合规性风险来袭
实际上，对于终止网络互助业务一事，水滴公司创始人沈鹏发表最新公开信坦承：“网络互助毕竟不是保险，未来仍然面临着未知和不确定性。”
除了分摊费用的上涨让原本“廉价”的互助计划失去核心吸引力外，互助平台目前依旧处于无主管、无监管、无标准、无规范的“四无”状态。
此前，2020年10月，蚂蚁集团在彼时披露的招股意向书中也明确：“如因各种原因相互宝无法满足合规性要求，不适合蚂蚁集团作为上市公司继续经营，则蚂蚁集团将剥离相互宝业务。”
有专家表示，由于网络互助平台没有经过像商业保险精算一样严格进行投保事项的发生概率，以及相应保费水平的合理性认证，网络互助是成员间的金额分摊，是否进行互助根据全体成员同意的互助规则确定。而且网络互助缴费标准的确定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最终很容易导致资金无法收支平衡。也就是说，有一些网络互助平台，对于最终受益人能否受到保障，解释权属于网络互助平台，缺乏公开透明。当然，更缺乏一个法治化的监管环境。
不过，呼吁将网络互助纳入监管的声音近两年开始逐渐增加。
据悉，2020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大学杉德畅刷与统计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精算研究所所长张琳公开表示，网络互助监管的顶层设计缺失，网络互助处于监管空白地带，相应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监督检查滞后。并同时建议将网络互助纳入保险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监管。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建议，尽快将网络互助纳入银保监会的监管框架之内。
到了2021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贸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孙洁也建议，将网络互助纳入银保监会监管框架内。
此外，银保监会对网络互助也明确表过态。
2020年9月，银保监会打非局发布《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分析及对策建议研究》公开指出，最近一段时期野蛮生长的网络互助平台，本质上具有商业保险的特征，但目前没有明确的监管主体和监管标准，处于无人监管的尴尬境地。有的网络互助平台会员数量庞大，属于非持牌经营，涉众风险不容忽视，部分前置收费模式平台形成沉淀资金，存在跑路风险，如果处理不当、管理不到位还可能引发社会风险。
“营造严厉打击非法商业保险活动的高压态势，要加大对借助互联网手段开展的新型非法商业保险活动的打击力度，要把网络互助平台纳入监管，尽快研究准入标准，实现持牌经营和合法经营。”上述文章进一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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