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信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我国目前征信方面的最高法规文件。近年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等文件精神，部分地方结合实际，加快了地方信用方面的立法。
《条例》与地方信用立法的共同点是，都属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框架下的基础性法律法规制度。不同点在于，《条例》侧重从采集信息的客体来规范信用信息服务活动，即规范的是合法机构采集企业、个人及其他组织信用信息（客体）并提供服务的活动；部分地方信用立法将社会信用分为公共信用信息和市场信用信息，是从采集信息的主体来规范信用信息服务活动。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祥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现阶段，我国征信方面专门立法层级不高，部分地方信用立法的部分条款与《条例》规范的内容形成交叉，给社会公众正确理解征信和信用带来不便，而信用立法的不完善也制约了我国征信业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这主要变现在：对公共信用信息市场化应用及应用过度的规范不够，对征信新业态的把握不够，对统筹配置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信用资源的适应性不够，对侵犯信息主体合法权益事件的震慑力度不够。
为顺应征信业发展的新形势，促进征信业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提升人民群众在征信活动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白鹤祥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我国征信业立法，加快制定《信用信息公开和保护法》，推动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既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又要考虑自身国情，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呼应。建议进一步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征信立法体系，如加快出台《信用信息公开和保护法》《信用破产法》等。地方信用立法方面，应侧重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要专注于公共信用信息的管理并按规定公开。
二是既要考虑传统业态，又要为新业态发展预留空间，要涵盖所有征信业务活动。无论是公共征信机构还是私营征信机构，无论是传统征信业态还是新型征信业态，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其他组织从事信用信息采集、整理、保存、加工，并向信息使用者提供的活动，都应该纳入征信业统一监管框架，且以立法形式加以固定。
三是既要促进征信业对外开放，又要考虑对内竞争，要顺应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统筹考虑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统一游戏规则，保障公平竞争。一方面，加快我国本土征信（评级）机构对外开放步伐，培育一批实力较强、有公信力的征信（评级）机构“走出去”；另一方面，支持国外发达征信（评级）机构“引进来”，提升我国征信（评级）市场整体水平。
四是既要重视信息主体权益保护，又要平衡各类参与主体利益，确保资源有效配置。征信立法对信息主体的保护应体现在从征信机构信息采集到应用的全过程，如知情权、同意权、重建权、异议权、救济权等。在保护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之间取得平衡，确保各类参与主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能够行使和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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