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催收版图上，武汉和昆山、深圳、合肥、长沙、成都一样，是催收重镇。”一位武汉催收从业者表示。
有从业者估计，武汉有500家催收公司、10万催收人口。
2020年，在中国，武汉成为了因疫情受伤最重的城市。
而武汉的催收业，也经历了两个多月的至暗时刻。
大量的催收公司倒闭，剩下的，在挣扎求生。
4月开始，疫情阴霾淡去，武汉催收开始复苏，大量新的人群进入催收行业。
目前，武汉已有90%的催收公司复工，业务量也恢复到疫情前的60%到70%。
在“重振武汉“的号召下，武汉催收业开始了重建与迭代……
01复苏
武汉的催收行业，从4月开始点滴复苏。
4月10日，距华南海鲜市场只有几公里的一家催收公司，复工了。
公司负责人李毅为走进办公室，发现桌子上积了一层灰。公司的一棵圣诞树上，还挂着年前抽奖的红包，它们也积了一层灰——这一天，距1月23日武汉封城，已经过去了整整79天。
他的公司，也基本停顿了79天。
杀毒灭菌的公司来了，全副武装，消毒液弥漫，整个画面，就像科幻片里的场景。
4月16日，催收员周建，拨通了复工后的第一个催收电话。
上一次他电话催收，还是1月22日，85天以前。
终于开始重启的武汉催收业，遇到的第一大难题，就是人员流失。
过年之后，大量的催收员没有回来上班。
武汉一家催收公司的负责人方华算了一下，今年节后的人员流失率，是往年的两倍。
人员流失，主要是因为“家人不支持”。
武汉的催收人员，多来自湖北省内各地，武汉人并非主力。
“我们的员工里，有95%都不是武汉当地人。因为武汉是疫情重灾区，复工之后，很多员工的家长都反对他们返回武汉，尤其是无症状感染者和有人‘复阳’的新闻出来后。”方华称。
各大武汉催收公司，开始了紧急招聘。
很快他们就发现，尽管流失率很高，但招新人并不算特别困难。
湖北是全国疫情最重的省份，很多流动人口担心出省就业会遭遇歧视，都选择在省内找工作。
而这，为催收提供了一定的人力储备。
另一方面，很多被疫情重创的行业，也提供了劳动力，譬如线下教育、餐饮等行业。
催收行业的招聘，有“金三银四”之说：3、4月是招聘高峰。
这一次，因为疫情被压制的招聘高峰，到5月仍未停止。“应聘者人数增加了5%到10%。”方华说。
此外，因为在家隔离了很长时间，大家的工作意愿空前强烈。
五一之前，很多员工主动对李毅为表示，五一休息五天太长了，希望只休息两天，其他三天工作，“我们要把失去的业绩赶回来。”
5月3日到5日，李毅为的公司，有80%的员工主动去上班。
“一方面，他们有经济压力；一方面，他们也希望公司越来越好。”李毅为说，现在，大家有一种共渡难关的感觉。
到了5月，武汉的催收行业，渐渐从疫情之下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90%的武汉催收公司都已复工。”李毅为称。
“我们的公司在光谷软件园，有三百多人，现在有两百多人都已到岗。”方华说。
多家催收公司表示，目前自己的业务量，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60%-70%。
武汉催收行业，已基本恢复如常。
02催收重镇
武汉，在催收行业的地位并不低。
业内人士称，中国有几个催收相对集中的地方，分别是：昆山、深圳、武汉、合肥、长沙、成都。
因此，武汉被称为中国的几大催收重镇之一。
据天眼查数据，武汉经营范围包括“催收”的企业为210家，其中汉南区最多，有140家。
天眼查显示的武汉经营范围含“催收”企业数
这还是最正规的营业范围，很多催收平台只要有三个“外包服务”就能够做，业内俗称“三包”。
因此，有从业者估计，武汉的催收从业者不下10万，实际运营的催收公司约有500家。它们中，大多数规模在100人左右，小的只有20-30人。
武汉能成为催收中心，有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
首先，这里高校林立，大学生众多，每年光毕业生就有几十万，且人力成本低。
光是在武汉金融机构和催收公司聚集的光谷地区，就分布着多所高校。
“武汉的学生数量，让行业有了足够的人力资源储备。”武汉催收从业者王顺之表示。
其次，因为地理、生活成本优势和政府扶持等因素，很多互联网巨头和消金公司在武汉布局颇深。
比如说，招联金融、马上消金、兴业消金、中邮消金，在武汉都设有分部。
曾有媒体统计称，华为、小米、360、滴滴、今日头条等，在武汉设立了第二总部。
而阿里、京东在武汉也有不少布局，腾讯还要在武汉建数字产业总部。
第三，性格特点，让湖北人很适合做催收。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湖北人很聪明，语言风格彪悍又狡黠。湖北的催收员会刚柔并济地去和客户磨，同时和甲方进行有效沟通。”
方华表示，武汉催收员最擅长的，就是讲求话术技巧的中后端催收。
有催收员证实，武汉的催收团队，催回率确实比很多地方高些。
武汉催收业是如何兴起的？
早在2010年前后到2012年，招商银行杉德畅刷中心、交通银行、银联商务，就在武汉设立了客户服务中心，提供远端电话作业服务。
“这三个职场加起来，规模不下万人。”李毅为表示。
它们培养出了大量与催收相关的人才。这些人离职后，就开始自己创立公司。
在武汉的光谷金融港，陆续出现了一百多家小催收公司。它们中，少的五六人，多的六七十人，人员流动频繁。
接下来，武汉催收又迎来了一个发展高峰：金融科技兴起了。
而武汉催收，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2017年，武汉新成立了大量的催收团队，相互之间经常挖角，行业上演着抢人大战。
“当时甚至有公司表示，你挖过来50个人，就让你当主管；你挖过来200个人，就给你当经理。”方华称。
薪酬也水涨船高。
过去3000到4000元的月薪，直接变成了8000元左右。后一个数字，高于武汉人均工资。
在这段野蛮生长的时期，市场鱼龙混杂。
“很多套路贷和714高炮，也在武汉设立了催收中心。”方华称。
高炮的佣金高达20%-30%，而银行杉德畅刷、消金公司的佣金不过1%-2%，差距最高达到30倍。
高炮催收团队为了挖人，甚至直接开出翻倍的薪酬，当时市场一片血雨腥风。
这段疯狂的岁月，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
2018年下半年开始，催收监管收紧，武汉有不少催收公司跑路。
2019年的“3·15”晚会，成为了催收行业的又一个节点。全国掀起了扫黑除恶浪潮，多家催收公司人员被抓，行业加速出清。
“到2019年6月之后，帮高炮催收的公司不见了。现在还活着的催收公司里，没有谁敢接高炮。”一位武汉催收从业者称。
余波未平，风浪又起。
新冠肺炎疫情来了。
“这一次的疫情，对武汉催收业的打击是前所未有的。”武汉催收从业者王顺之说。
2020年的2月到4月，武汉催收业被按下了暂停键。
许多催收公司倒闭。因为不知道武汉何时恢复正常，一家催收公司的负责人陈伟伟，果断关停了公司。
“继续开，只会继续亏。”
尽管前景迷茫，但让方华感动的，是金融机构并没有放弃武汉的催收业。
疫情期间，每个月底，都有甲方问他：“下个月你们会复工吗？如果复工，我们就要帮你们安排案件了。”
“疫情期间，武汉的催收业务确实有外流，但这是阶段性的。产能恢复之后，金融机构仍然把业务交给了我们。”方华说，“能为我们保留市场份额，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扶持。”
他把疫情期间收到的甲方信息，归纳为8个字：“共克时艰，未来可期。”
在更大范围内，国家伸出了援手。很多武汉的催收公司，享受到了疫情下国家为湖北小微企业提供的扶持政策。
“从2月到4月，我们负担的社保很少。”李毅为说。
疫情之后，逾期上升，催收行业从低迷中抬起头来，整个行业都迎来了一轮爆发。
03未来可期
疫情之后的武汉催收，正在重振。
除了武汉的催收团队基本复工之外，武汉周边地区也在被开发。
从2016年开始，武汉的催收业就在往周边下沉，300公里内的地级市都是下沉选项。
在这些地方，人力、房租成本更低。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还会有政策优惠。
李毅为算过一笔账：在同样产出的情况下，下沉后，场租可以节省50%以上，人力成本可以节省20%，总成本可以下降15%。
陈伟伟已经打算回宜昌发展。在那里，他们有自有的办公场地，成本更低。
“疫情之后，催收行业的下沉趋势会更加明显。”不良资产催收外包产业联盟秘书长王晖表示，目前，很多三四线城市，都在希望打造金融服务外包基地。
另一方面，武汉催收行业的兼并正在加速。
5月8日这天，李毅为接待了两个武汉同行，他们的公司规模在30人左右。他们都希望与李毅为的公司合并，让自己公司成为其分支。
“据我所知，马上、微众、招联、京东等头部甲方，都在调整自己的催收外包名单。疫情之下，这个调整会加速，催收机构的业绩、规模和合规程度，将成为它们的重要考虑因素。”李毅为说。
活下来的催收公司，突然发现有接不完的单了。
有的公司已经在准备扩张。
“需要提醒的是，不要盲目扩张。因为你现在的业务，是疫情期间累积的存量。”王晖表示。
在他看来，此前，政府的关注点被抗疫转移。但疫情过后，政府会和疫情前一样，继续对催收行业严监管。“对这个行业的合规要求，永远不会变。”
他认为，因为政府严监管、客户杉德畅刷还能力下降、金融机构减免息费等因素，今年下半年，催收行业的日子仍难言轻松。
“疫情对催收行业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在未来，只有合规、上规模的催收公司，才能存活。”他说。
经历了伤痛，武汉正在痊愈，中国正在复苏。
对方华来说，最深的感慨，就是“终于熬过来了”。
疫情期间，看到催收员工，看到金融机构，他会有一种感觉：“这一次，我们真的是在同一条船上。”
对此，他从来没有这样刻骨铭心。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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