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编辑部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非法集资问题。无论是宣传教育，还是对案件的打击处置，力度都在逐渐加大。2020年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已于本月正式启动。这也是我国第八个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
2020年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披露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共立案打击涉嫌非法集资刑事案件5888起，涉案金额5434.2亿元，同比分别上升3.4%、53.4%。
立案数同比增长3.4%，但涉案金额却增加了53.4%，这值得警惕。
非法集资案件往往追赃挽损率低，有数据显示，多数案件的资金返还比例仅在10%-30%，多数投资人的财产无法挽回。涉案金额的大幅增长，意味着有更多的人被卷入骗局中。他们很可能遭受大量财产损失，也很难追偿。
进入信息化时代，非法集资的名目手段繁多，花样不断翻新。特别是一些发生在互联网上的案件，涉案金额巨大，严重危害公众资金安全，影响正常经济秩序与社会和谐稳定。
因此，近年来，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打击非法集资犯罪。各地重拳出击、精准“拆弹”，一些积累多年的风险得到化解，一批久拖未决的案件得以处置。但当前，相关法律法规仍存在不少空白，无论是事前的监管防控，还是事后的追究处罚，常常遭遇法律盲区，立法层面仍有诸多需要完善之处。
当前，各类社会组织越来越多，某些社会组织中涉及到的“入股”“会员费”“手续费”等资金项目为不法分子从事非法集资提供了条件，但是，现有法律法规都没有相应的监管条款。
例如，近年有不少非法集资案件是通过在农村、农业生产领域成立资金互助社、蔬菜合作社、种植合作社，在各地设立分社，宣传扩大生产、吸收农民入股，以赠送化肥、农药为诱饵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导致农民上当受骗。
这类案件的发生，有农民普遍缺乏风险意识的因素，但法律的空白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现行法律对农民合作社，特别是农民合作社开展内部信用合作没有明确主管部门，也没有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为不法分子假借农民合作社名义搞非法集资提供了可乘之机。
此外，部分非法集资违法成本较低，刑事处罚力度不足，不足以形成震慑。
有专家表示，司法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的大部分犯罪嫌疑人，犯罪数额均在百万元以上，部分犯罪数额达到十亿元甚至百亿元。涉案金额存在较大差距，但是量刑均为3年以上10年以下，很难拉开差距。而且部分案件涉案金额十分巨大，难以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因此，多年来业界一直呼吁，要加大对非法集资案件的刑事处罚力度。
此外，要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应注重提前部署、下好“先手棋”，注重源头管控、打早打小，注重标本兼治、全链条治理，全力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2020年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部署，要加快推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出台。做好贯彻落实《条例》各项准备工作，充分运用行政手段加强源头治理。不断健全执法机制，加快构建行政处置与司法打击并重并举、有机衔接的新格局。我们相信，在监管的推动完善下，相关法律法规将尽快获得完善，更有力守护人民的“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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